他們開始覺得光是人的理性不能解決宇宙間所有的問題，特別是與意義或價值有關的問題。

但是，Molnupiravir對於胎兒或哺乳中的嬰兒，風險就顯得高出許多。現行已通過美國FDA緊急使用授權（EUA）的抗COVID-19口服藥物，有輝瑞公司研發的Paxlovid，以及默克（或稱默沙東）公司研發的Molnupiravir（莫納皮拉韋）。

根據文獻指出Paxlovid能降低COVID-19感染後的85－89％住院或死亡風險，是目前對抗COVID-19最佳的選項之一。若需要達到「重症清零，輕症管控」的目標，醫療人員的支援與COVID-19藥物的使用，則是關鍵的手段。而Ritonavir則是能延長Nirmatrelvir在人體內的血中濃度，透過抑制人體內正常酵素CYP3A4酵素活性，避免CYP3A4快速將Nirmatrelvir代謝掉，而失去Nirmatrelvir該有的藥效。而Molnupiravir，除了孕婦及哺乳中的女性以外的民眾相對安全，但效果可能比較沒那麼好。立刻點擊免費加入會員。

所以，Molnupiravir在默克公司的官方網站有聲明，不建議孕婦及哺乳中的女性服用。老藥的好處就是其藥物臨床前的數據都已經被建立，其中包含藥理實驗、藥物動力學、代謝途徑、副作用等，這些數據對藥物開發相當重要。中華民國成立時，也通過以北京話來當作中國的「國語」（事實上應當是北京附近保定地方的官話，因為那裡住有最多的前清時期由各地方來的政府官員，他們必須學講所謂的官話，今天的「普通話」）。

因此，隨意讓一個語言消失是非常不智的做法。我想提出三個原因來呼籲家長們應該親自或讓自己的長輩教子女們世襲的母語。好的政府一定努力使家庭的傳統與國家的理想不發生太大的衝突。當時，有一些歐洲人創造了所謂的「世界語」，顯然是想要打破多種語言的魔障和民族的樊籬。

但是人們總是繼續相信理想的狀況應該是只有一種語言。他們相信一個語言是創造和平、進步、世界的基礎。

在從前，多數人認為一個國家使用一種語言乃是天經地義的事，而如果全世界只用一種語言，那就更為理想。我想這是正確的做法，只要不把小孩子逼得過份就好。不過，我認為從生物學的觀點來看，人類的文明其實不外是生物基因的延伸（參看威爾森〔E. O. Wilson, 1929-2021〕的《知識大融通》〔 Consilience, the Unity of Knowledge ］及《論人性》〔 On Human Nature〕），而宇宙的演化是趨於複雜（參看德日進的《人的現象》〔 Le Phenomene Humain〕），並且這許許多多的生物以及文化活動或因素都相互緊密的關聯在一起。他們認為保留語言可以豐富人類的文化，保護少數人的生活記憶。

當然，這樣的說法對弱勢的、被威脅必須放棄他們的語言的人來說，是很動聽的。猶太人的經典記載有巴別塔的故事。它的基本假定是有一個普天下共同接受的原本語言，各地不同的說法只是地方性質的差異，他們不影響基本的意義。但是現在很多人已經放棄自己的母語，改說國語。

這些都是傑出生物學者對人類社會及文明的看法。在生物界裡，有所謂的「生物鏈」，把一切的「創造物」結合在一起，雖然不一定是缺一不可，但是一旦中間有缺口，那麼就會產生混亂，並因此造成禍害。

語言的滋生是這個複雜化過程中最明顯的一個現象，也是支持精神圈逐漸向上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這個和文明的強弱異勢當然有關。

它的教訓就是：全世界的人原來只講一種語言，但是因為人類狂妄自大，所以上帝就把他們的語言打散了，使天下有各樣的語言，而滋生不止息的紛擾。其實這是很傳統中國的觀點。在台灣，很多家長甚至於在小孩子剛進幼稚園時，就讓他們學英語。中國人一向主張「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有正當性的合法政府一定會設法貫徹「齊家」的理想，讓它與「治國」的政策及統治不產生矛盾。「認同」這個字比較抽象，是很多提倡學習母語的人多常常引述的理由。在社會日趨複雜的過程裡，如果有任何一個單元消失或突變，那麼人類文明就一定會產生激烈的變動（很像我們現在常常說的「蝴蝶效應」），使得很大部分的社會生活型態都受到干擾，必須投資很大的社會資源來重新摸索另一次的平衡（equilibrium）。

揚雄的《方言》是第一本系統收集並試圖會通各地「方言」的書。但是這樣的說法很空洞。

按照王力（近代中國最重要的語言學家）的說法，引申來說，這本書的第一個特色就是相信有一個所謂的「民族共同語」，只是由於地域不同，因此有所謂的「方言」。因此在十九世紀民族主義思想高漲的時候，這樣的觀念就常常被用來強化一個國家最好只用一種語言的主張。

第二，世界上這麼多語言，有一些免不了是會被淘汰。文：李弘祺 想像母語的消失／想像消失了母語／想像 the 消失 of 母語 最近常常聽學者關心語言的消失，主張要努力保存受威脅可能消失的語言。

我總是覺得人類學家或社會學家應該提出更為周全、更合乎邏輯的理論，來說服為什麼一個已經頻臨死亡的語言必須加以拯救及保存。事實上，全世界的中學差不多都會教至少一種外國語。中國古代人對語言的差異也很早就有警覺，但是他們一貫地假定天下只有一個雅正的語言，各地用詞或發音或許有所不同，但是它們都可以通過訓詁而互相明白。我們今天都知道，一個人如果能懂兩、三種語言，那麼他的生活就會更為豐富，而他的視野也會更為寬廣

所以儒家的許多信念，我們既然不可以用宗教家的信仰來對待他們，信守為天下的至理，那就必須不斷地重新加以解釋，使它能日久常新。相同的，孔子說：「君子不器」。

德國的哲學家或社會思想家們最熱衷處理這樣的問題。我們不再因為他們是專業人士而瞧不起他們。

君子具有所謂的通識（禮樂射御書數），是用來領導人的。而工具理性當然就是前者。

韋伯並沒有把兩者分高下，而且認為所有的人都會使用這兩種理性。例如說，今天大部分的博士教授們對「樂」有修養的人恐怕很少吧。歷史上有誰是「器」的代表，那倒還沒有人具體提過。這一點是不分自然科學或人文科學的。

文：李弘祺 君子就是不堅持工具性知識 在〈工具、鉛筆與橡皮擦〉一文裡，我主要是想指出不管是什麼學問，都必須以創意或創造力作為它的理想或目標。孔子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我又提到了工具這個觀念。其實我很不想以孔子來開始寫文章，簡直就像香港人說的，這是「講耶穌」：講一些不着邊際的大道理，惹人討厭。

但是有的話應該如何解釋，那就很有關係。我們除了解決日常生活經常要依賴知識，用它來解決衣食住行，遨遊太空、探討奈米世界的問題之外，也常常不免反躬自省，問到底這一切究竟是為了什麼？發展原子彈的目的又是什麼？人生究竟又是為什麼？後者就是所謂的價值取向的理性思維。